在第三天晚上，我們到大分部落後方的山神廟，在此地獻上檳榔、米酒、鹹豬肉等供品，祭祀此地的祖靈、山神與英靈，以示對先民的尊重。事後覺得奇怪的是，擲到聖筊前的次數，比過往來到這裡還要多次，而我們當下並沒有不好的聯想。
第五天早上我們離開大分部落，繼續前往下一個拍攝地。從離開大分開始，是真正沒有任何管道可以申請許可的路段。約莫中午過後，在東段的土葛駐在所附近，壓隊的嚮導CC意外滑落土石山溝。當下全隊員立刻放下隨身行李，架設繩索搜尋人影，但是苦尋兩小時後依舊無法找到失蹤者。領隊卡夫卡決定在原地紮營待援，並由梁聖岳擔任通訊官，透過衛星對話與山下留守人李明翰聯絡，請求留守人報請花蓮縣消防局協助搜救。天黑前，得知直升機隔天會載送救難人員上山。在徵求所有隊友的同意之下，我強忍悲痛，透過攝影機拍攝山難隊伍的第一時間處置，這應該是台灣紀錄片第一次記錄意外的死亡山難。
待援處理的過程中，迫切與留守人打了非常多次衛星電話，所幸我們這群人中的梁聖岳非常沈穩，他曾在尼泊爾發生過山難，失聯斷食長達40多天，此經驗協助他能夠冷靜面對這個情況。而留守人李明翰過去也曾經在花蓮山區失聯30多天，了解國內處理山難的程序，在山下幫助我們與救難單位聯繫。
第六天一早，山區多雲偶有陽光，但直升機無法進入山區。雖然隊伍早已升起狼煙，仍無法等到救難隊伍。午後冷氣團南下，天氣轉為霧雨，經由衛星電話與留守人聯絡後，了解搜救隊改以步行入山，預計需花費三天才能與我們碰面。第十天搜救隊抵達，垂降400公尺後，發現CC大體卡在山溝底的松樹上，研判應該是當場身亡。隨後直升機將遺體運送下山，我們也步行三天出山。
2018年3月，於事發半個月後，我們在協助處理罹難隊友CC告別式之餘，竟收到花蓮縣消防局的登山自治條例欲開罰通知，違反自治條例第4條第1項，未依實際申請路線及範圍進行登山活動，予以舉發。隨後在十天內，全隊統一回覆意見陳述書給花蓮縣消防局，意旨在於入山證與範圍規定不符合登山現況，且自治條例精神疑似有違憲。
過了兩個月後的2018年5月6日，我們收到花蓮縣消防局回函，他們並未回覆意見陳述書，而是預告將要舉發開罰。但是因回覆意見書格式不符合花蓮縣消防局要求，聲稱每一位當事人都需各自發文回覆，不過每人回覆後，至2018年6月底，花消尚未給予任何回覆。
山岳界一直對於各地方政府的登山自治條例，抱持著違憲的疑慮，卻一直沒有實際開罰的案例可去探討。登山自治條例內文對於山難事故者的罰鍰相當高昂，相關的搜救費用徵所也有爭議。花蓮縣消防局能夠掌握當地媒體，一旦所轄區域發生山難，花消會透過媒體放話，表示出動一次救援與直昇機出勤費用，動輒上百萬元。但是民間救難單位為家屬所聘自付費用，直升機所轄單位空勤總隊，對於山難協尋為例行預算支付，不會向山難隊伍收費。花蓮縣消防局透過媒體對於登山者施壓，導致「寒蟬效應」，山難隊伍在害怕被罰款的壓力下，黃金救援時段不敢報案，最終將促使山難事件惡化。
（圖／盧威聿）
（圖／盧威聿）
系列文章：土葛山難事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