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叫「手「作」步道」？而不是「手「做」步道」？差別在哪裡？
2006年我到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參與步道修護工作時，還沒有這個詞彙。事實上世界各地步道修護，幾乎都是運用現地自然材質，以處理排水、落差、沖刷、崩坍等問題，以維持自然地景的整體樣貌，英文多半是用trail building，trail maintenance，trail rehabitation 或 trail relocation，分別描述不同程度或內容的步道整修工作。但是在台灣，這些英文詞彙最後都變成一致的步道工程產出，其主要原因，即在於公共工程的思維與制度邏輯所導致的結果。
2016年步道師及志工們在屏東霧台大武部落手作步道。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提供
2007年當我與林務局開始合作，以步道志工與工作假期的模式繞開當時難以影響的工程制度問題，而直接訴求公眾，以及說服社區參與，以志工參與的方式維修步道時，「步道志工」所做的確能夠呈現我在國外所見步道樣態，以及志工參與的可能；但是此種步道樣態與步道志工直接連結，表達的主要是「做的人」，未能呈現人力低度干擾自然環境的步道「作法」，而且很容易給人的印象是：工程沒辦法做出這種很自然的步道，或是志工做的只是很簡單的工作，甚至建造必須由工程先完成，再交由社區或志工進行例行維護，工程與志工是截然二分的概念。
因而到了2009年，我想以「手作步道」來專門表述步道「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境界，強調既然志工做的出來的品質，工程作為一種專業，沒有道理做不到，無論由誰來做，最終都應該要符合這樣的原則與品質。而採用「手作」而非「手做」，是因為後者是動詞，動作的內容指涉相對具體，動手做出來的東西都可以稱之，但是前者指涉的可以包含較為抽象的層次，除了具體的成品，還有一種工藝與精緻的成分，包含動腦創造設計與動手實踐操作的過程。因此手作步道其實包含著：
1.考量環境生態；
2.考量歷史人文；
3.設定環境承載量；
4.盡量就地取材；
5.重視常態維護；
6.強調公私協力
以上六大原則， 不只是用手做出來就好了。
千里步道協會於去（2018）年公布《步道師及手作步道活動準則》，明訂「步道師」應具備的相關知識、技能與核心能力，以及步道師應遵守的活動領導行為準則。Photo by John Thomas on Unsplash
為什麼要有步道學、步道師？
隨後我逐漸發現，讓慣行工程無法做出理想手作步道樣態的原因，不是在於工法而已，而是一整套的學科訓練、職業分工、專業認證、發包制度、預算分配、主計邏輯乃至GDP產值的計算邏輯所導致的結果。
首先，當深入自然、高度變動的步道，被視作硬體公共建設來看待時，預算科目便在硬體的資本門，而非軟體的經常門，政府預算分配資本門佔大宗，而經常門逐年減少，步道被納入與各種公共建設如蓋房子、建公路相同的發包工程邏輯，切割成規劃、設計、施工各自發包的環節，而且按照設計圖驗收；設計者本身會畫圖卻多半不會施工，圖紙與現場實際細節的落差，以及工程計價以建造百分比法加上最低價標，導致為了增加各環節分得的服務經費，必須拉高總工程經費，而其中購買外來規格材料往往成為決定設計的關鍵，勞動者卻沒有獲得合理、應有的薪資與尊重，我將稱之為「頭手分離、頭腳倒置的異化」（參見十年砌匠心一文）。 最後形成政府有經費（資本門）不斷做新的步道工程設施，卻沒有經費（經常門）處理一年數次的除草、指標維護，而後者才是大多數步道最需要的日常，更難以維修逐年增加的資本門的設施物損壞的問題。而步道等於工程設施化的發展，進一步隔開了人與自然的距離，隨著水泥或各種工程材質鋪設的步道，雖似方便人們像在城市裏面行走般的進入自然，但人們在心理上也越加恐懼與遠離真實的自然，進一步強化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異化」。
而這套系統不只馴化了自然，建立了龐大的「第二自然」，也改變做步道的人的質素與訓練過程。過去社會為了交易、通婚、上學、運輸等日常生活，乃至國家為了統治所需，前者以社區互助提供公工或是換工的傳統機制動員，後者或許出於強迫或是雇用，但都是以人力、因地制宜、運用在地材料修建可供通行的路徑，這些今日的古道，即是「手作步道」在本地原初的樣貌。而修築山路的人們，透過師徒相傳、身體默會，在腦中建立觀察與想像並動手實作出來，雖未有專業學科的訓練，但卻揉雜著對當地自然環境的在地知識與實作經驗。
榮譽步道師：呂來謀（屏東三地門達來。排灣）
但是在現代工程的環節切割之下，執行步道工程的設計者與施工者是分開的，而最關鍵的設計圖決定了成果；工程設計者在學校的專業訓練或許精通於某種分科的工程科學，以及學習標準設計圖說，但卻缺乏對自然生態、歷史人文的理解，乃至不需要登山健行的經驗，而工程專業要獲得參與招標的資格，需經過特定領域的國家考試取得技師資格，例如建築師、水保技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等，這些不同側重的專業技師都可以來投標做步道工程，而在學校專業訓練中，少數有生態知識課程的景觀師，卻因為景觀法立法受阻，而遲遲無法與其他技師一樣取得國家考試資格的執業保障，而在步道工程上常受到其他技師至上主義的看法質疑。
至於施工投標的廠商則須具有營造廠商的資格，走的是職業訓練體系，但職訓由於缺乏步道主管機關，因此並無步道職業技術認證的標準，也因此較少直接對應的技術養成訓練；同時台灣的教育體系輕技職、重升學，技師的專業、白領和營造工人的藍領、技術，兩者的社會地位形成對比。長期下來，願意投入高山辛苦的山林維護工作的年輕人面臨斷層，而工程最低價搶標的競爭方式，也讓業界形成低價先搶、搶到再想辦法，層層轉包甚至最後沒辦法做就留下爛尾。
手作精神的公共化
從反對水泥工程步道深入山林的環保運動，隨著越深入制度面更加發現問題環環相扣，遠非不用水泥改用其他材料或工法這麼簡單的事情，甚至運動要能成功，必須設法建立一套可運作的良善制度取代既有的。然而挑戰既有秩序，進行制度改革，則又是另一條更漫長的戰線。這就是千里步道協會建立「步道學」、「步道師」想達到的理想：「步道學」嘗試打破工程學科的狹窄專業，關照人文、自然、社會科學跨領域，改變「人類中心主義」朝向關注「生態中心主義」的系統觀；「步道師」則是希望打破俗人與專業的科技官僚主義，超越國家考試的僵化、職業技能認證的窄化，讓一般人也可以透過知能與技術的參與過程，成為不只停留在概念理論，還能夠動手實作的完整的人，打破黑手與頭家、藍領與白領的階級區分，甚至是性別刻板印象，而這樣的訓練是嚴謹的，甚至比公部門認證更具有公信力的。
其中特別組成由登山、生態監測、生態工法、文化、古道、步道、建築、景觀等領域的專家，評選出排灣、客家、布農族的「榮譽步道師」，兩位超過80歲的耆老，傳承瀕危的古道工藝技法，藉由這項肯定將他們的知識技藝記錄下來（見 手作步道技藝恐失傳 榮譽步道師盼傳承），但是同樣快要失傳的傳統社會機制，例如原住民族互助的鋤草團、漢人在土地公生日時家戶出丁維修公共設施，在今日都市化、工業化之後，導致傳統地方社群的治理能力瓦解、文化連帶的解離，步道維修的工作從社區分工剝離出來變成政府的責任，政府又以資本門、工程發包、設計圖說等方式來處理，導致寄望一次性的工程解決日常維護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只是靠保存傳統工法，也很困難短期內恢復傳統社區互助的制度文化，因此更需要像歐美民主國家那樣發展公民社會，導入志工參與的力量。
榮譽步道師：羅吉榮（新竹關西。客家）
自2013年創立「步道學」課程，6年多來總計開過8期入門課、3期實務課，參訓人數達262人次。此外，林務局、太魯閣國家公園、荒野保護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等單位，亦分別在這些年陸續辦理過性質相近的志工培訓，全國總計曾接受過相關訓練課程的志工已超過600人次。為使手作步道的發展進一步制度化，人才養成亟需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培育體系。因此千里步道協會於去（2018）年公布《步道師及手作步道活動準則》，綜整國內外的經驗，明訂「步道師」應具備的相關知識、技能與核心能力，以及步道師應遵守的活動領導行為準則。
同時，千里步道協會也提出公部門如何運用步道師的相關建議，包括鼓勵步道業務相關同仁參與步道學課程，以及針對步道相關的志工活動或評估規劃邀請步道師參與。經過5年到各地實習與各種訓練，已經有44位種子師資，其中完成五大相關技能認可的有11位實習步道師、7位步道師，而訓練種子師資的3位師資群，則在歷經12年的實作中，成為資深步道師。
事實上，這些步道師們都各自有其職業，我笑稱是「斜槓步道師」，未來如果能夠透過公私協力，公部門在制度上導入步道師的專業，或許慢慢也有可能會形成市場、職業，甚至引進社會力參與到步道的常態維護，一方面更多的專業社群參與進來，以建立新的社會連帶，彌補傳統部落的文化連帶消解所導致公共空間的荒蕪，補充人口老化的社區所需的人力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政府以工程發包疲於奔命應付自然環境變動高、需要常態維護的治理困境，改以更為有效率、節省的志工與社區參與來回應步道日常維護與自我管理的需求。
榮譽步道師：伍玉龍（南投信義東埔。布農）
我們可以從美國這樣的老牌民主國家看到，正是公共社群的建立，凝聚了社會連帶，因而能夠形成在國家與市場之外強大的社會力，強大的公民社會提供了可以補充國家與市場治理能力不足的社會功能，地方社會、社群組織等社會力的強壯，才能支撐健全的民主永續發展。當然近來研究美國政治的學者，也觀察到社會團體的消解，社會資本的消解，對民主政治基石有損的隱憂，這就是普南（Robert D. Putnam）提出的「個人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的現象。這個現象有點像現在山岳界，個人化、網路化登山模式的變化，使得登山不再依賴社群，當社群弱化，登山規則、技術、知能缺乏訓練與傳承，也難以形成有效的自律與規範，造成了登山的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說，只有投票的形式或爭取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民主，其實是「弱民主」，而我們理想中的「強民主」，強調公民的社會責任，追求公共利益與社群主義，透過公眾參與和公民賦權（empowerment），具備專業與自律的社群，社群形成公益的共識，建立治理的機能，互助合作、相互監督，增進社會信任，可以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以及節省政策落實的成本，社群的公信力越強，民主政治的運作越能獲得保障。「手作步道」提供了像哈伯馬斯說的「溝通行動的公共領域」，透過在大自然中手作療癒受損的步道，也療癒了無力感的心靈，透過協力合作，開創新的公共領域，也縫補了社會的裂痕。
（作者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
